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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静

1950年8月9日《新华日报》刊登《新儿女英雄传》书评

1997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

《小黑马的故事》 袁静 著

《新儿女英雄传》电影剧照

1949年，一部描写白洋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横空出世，轰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了敌后游击队奋勇抗战的历程，刻画了一批坚韧不拔、顽强斗争的“平凡的英雄”，成为那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文学之一。小说作者之一，便是中国近代著名女作家袁静。

《新儿女英雄传》自1949年9月由海燕书店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创下国内总发行量超过380万册的纪录，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10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小说后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成同名黑白电影，又被改编摄制为14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还被著名评书演员杨田荣改编为同名评书，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也将其改编为40集同名评书……在被推出后的几十年里，小说持续不断地被多种文艺形式改编呈现。

《新儿女英雄传》的成功无疑是红色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书写了袁静人生的崭新篇章，也掀起了人民文学的浪潮。

家世显赫的革命志士

袁静祖籍江苏常州，1914年出生于北京。她6岁被送进私塾读书，10岁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文学，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冯庸大学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翻查常州图书馆藏的《袁氏族谱》，其显赫的家世令人震撼。袁家是典型的累世书香、仕宦之门。父亲袁励衡是“中国银行业之父”，祖上五代都在朝廷做官。袁静的亲姐姐袁晓园，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女税官，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袁静还有个很有名的作家侄女，名叫陈喆，笔名琼瑶。

1997年12月12日，一张名为“华夏女杰 相聚金陵”的照片刊登在《新华日报》文体新闻专版上，照片上的两位“华夏女杰”正是袁静与她的姐姐袁晓园。96岁高龄的袁晓园在南京举办诗书画展，时任天津市文联主席的袁静特意赶来祝贺，姐妹俩相拥谈笑的瞬间被记者拍下，新闻中这样写道：“这对祖籍常州的姐妹，在中国灿烂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许是时代的促使，抑或是体内流淌着正义的热血，袁静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16岁时，袁静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安排在天津做地下工作，后又分别在平、津、沪等地做妇女工作。1935年，袁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北平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举步维艰的国情不断催化着袁静深入革命事业的决心。

“在革命运动中，她结识了北大学生会领袖、后任北平市委书记的赵梅生，两人相知相爱。1934年，袁静与赵梅生结婚。1937年，她投入抗日热潮，从事文艺和青年工作。1940年春天，袁静、赵梅生夫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教授介绍。

夫妻二人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本应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在那样的战争年代，有着太多不幸与无奈。1944年，赵梅生染病去世，袁静则在悲伤中迅速站起，寄情于文，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延安，袁静创作了人生第一部作品——秧歌剧《减租》，正式拉开了她文学人生的帷幕。

独立自主的“刘巧儿”

出身书香世家的袁静，十分善于将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结合时代思想，以贴近人民、贴近百姓生活的文字形式创作出来，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评论文章，讲的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成功调解了农家姑娘封捧儿的婚姻纠纷案。这让有着敏锐文学嗅觉的袁静瞬间提起了兴趣。1944年冬天，当时正担任陇东中学教员的袁静对马锡五进行了深入采访，秦腔多幕剧《刘巧儿告状》就此诞生。

剧中将事件原型“封捧儿”改名为“刘巧儿”，描述了“刘巧儿”因不满父母买卖婚姻而告状，刚正不阿的司法工作者深入群众，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了解，最终将这桩婚姻纠纷案圆满解决的故事。该剧于1945年2月公演后，轰动整个陕甘宁边区。

陕北盲人说书演员韩起祥根据观众转述的剧作剧情，编出快书《刘巧团圆》，再次掀起群众热潮。他还专门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表演过。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首席专家袁盛勇认为，袁静在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功源于她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她的作品可以说对延安时期文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她在深刻理解那一时期党的重要方针的同时，巧妙地把这些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一系列贴近百姓生活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她个人写作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兼具着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1955年，毛泽东提出“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刘巧儿》次年上映。随着该剧本不断被快书、评剧、电影等不同文艺载体所呈现，“刘巧儿”的形象也越发深入人心，成为那个时期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

顽强不屈的“平凡英雄”

如果说《刘巧儿告状》拥护的是女性权益和婚姻自由，那么在1949年让袁静再度受到文坛高度关注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则更深层次地歌颂了战争年代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小说里刻画的众多人物都是平民百姓，却凭借骨子里的坚强与机智、勇敢与不屈成为高大的“英雄”，演绎着平凡中的不平凡。

1946年，袁静调入边区抗敌文艺协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孔厥。孔厥原名郑志万，出生于江苏苏州。他自幼爱好文学，14岁时在《少年》杂志上发表《镜儿捉贼记》并获奖。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39年至1945年间，他先后任鲁艺文学系研究员及助教，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受苦人》《父子俩》和《一个女人的翻身故事》等。

在袁静与孔厥短短几年的婚姻中，他们合作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

“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妇联主任马淑芳同志聊起她参加革命的经过。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奋斗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和兴趣，使我有了想要塑造这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我好像发现了新的矿藏，说服了我的合作者。”袁静在《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个合作者就是孔厥。

拟提纲、构思人物、初稿、精修、成稿，在经过充分的采访及准备之后，仅用几个月的时间，袁静、孔厥二人就完成了这部长达16万字的小说。“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二人对这部小说的定位，小说一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

“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水浒传》和《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郭沫若对该书大为称赞，袁静与孔厥也因此蜚声全国。

1952年9月9日《新华日报》上一篇关于《“新儿女英雄传”英文译本受到美国进步读书界珍视》的报道提到，“英文‘中国文学’杂志在1951年发表的孔厥和袁静所著的《新儿女英雄传》一书的英文译文，不久以前已由美国‘自由读书会’印成单行本。它在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进步读书界的欢迎和珍视，‘自由读书会’特别把它选为一九五二年七月份的‘选书’。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部新中国大型文艺作品”。

在延河水的滋养下，袁静于1944年至1949年间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与斗争。

“无论是早期的秧歌剧、秦腔，还是后期的小说，都体现了袁静出色的文学才华以及敏锐的时代嗅觉。她参与了延安时期文艺发展的变化，可以说她的一些作品对延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而她在延安的经历也促使她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袁盛勇认为。

1950年以后，袁静先后创作长篇小说《红色交通线》、长篇纪实小说《大地回春》以及《小黑马的故事》《红色少年夺粮记》等作品。其中，《小黑马的故事》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选中荣获一等奖，并有英、俄、越等外文译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创作的《芳芳和汤姆》荣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金——1982年优秀作品奖”。1988年，袁静被授予天津市鲁迅文艺大奖。

战争时代的袁静，以笔为剑，引领着人民群众跟着党的步伐奋勇向前；和平年代的袁静，以笔为“食粮”，喂养着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她也如英雄般终生坚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数不清的经典作品，以文化的力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江南时报记者 徐曦 国内商品期货配资